“你说你写的是特稿，但这算是新闻吗？”在编辑部里，常常会有人这样问一个特稿记者。这表示即使是新闻从业者，也怀有对特稿的不同看法，甚至是疑惑。
“你去了飞机失事现场，回来写了一篇细节丰富的故事，那你能告诉我们飞机失事的真相吗？那些活灵活现的细节对真相的揭露有用吗？”特稿记者在这种时候常常无言以对。
一篇高水平的特稿首先关注的应该是文学性和创造性，而能把文学性和创造性体现得最典型的就是写出一个好故事。普利策特稿奖的评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
“本书所收录的代表作堪称文学的纯正典范，它们的作者都是真正会讲故事的人。”戴维·加洛克在编辑《普利策新闻奖·特稿卷》一书时如此评价其中的作品和作者。
不管怎么说，用第一位获奖人来说明如何确定正确的“文学基调”是再合适不过的了：乔恩·富兰克林，凭借众人瞩目的《凯利太太的妖怪》一文而获1979年度普利策特稿奖。①
这是普利策特稿奖的第一篇获奖作品，文章是对一次错综复杂的脑部手术的报道。正如文章的小标题“穿越大脑沟回的恐怖之旅”、故事从手术前的准备写起。悬念立即揪住了读者的心，人们迫切地想知道凯利太太和脑外科的托马斯·巴比·达克尔医生合作和妖怪脑肿瘤之间的战争的结果。这是一个有开头、有过程、有结尾的精彩故事。
有趣的是，《巴尔的摩太阳晚报》似乎没能很快意识到《凯利太太的妖怪》的价值，这篇相对较短的特稿被该报分两次刊登，并且被淹没在当天C1版末尾的位置，头版导读也没有向读者推荐这篇文章。①
但读者的电话像潮水一样涌进报社，大家都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到底怎么样，这就是故事的魅力。
我国对特稿最早开始探索的机构中有南方周末。我刚到南方周末当记者时，其实整天都在为能否找到选题而焦虑。当时选题的通过率并不高，记者需要每个月维持一个稳定的生产量。所以我很期待编辑给我一个好故事。后来当我能够找到好故事时，我手里的故事就逐渐多得写不完了。我感觉故事无处不在，就看你有没有发现的眼光。为什么我可以找到选题、找到故事呢？除了平时的积累，实际上是有方法可循的。